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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泉
[转贴]中国古代文学（廿三）.
中国古代文学（廿三） 第一章 先秦文学
第五节 史家之文
一、 《论语》《墨子》 《论语》首创了语录之体。语录作为散文的早期体式，它的不成熟、不规范、简单化和随意性显而易见。然而从《论语》看来，这种文体并非没有生命力，而且它对后代也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一说宋国）人。其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于孔子之后，活动于战国初期。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大概出身于手工业者，能制造机械。早先学儒，后来自创墨家学派。这一学派有严密的组织，其领袖称为“巨子”。其信徒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尚空谈，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宗教色彩颇浓。战国时期，墨家影响甚大；但秦汉以后，墨学一直为统治者所不容，日渐衰微，终于后继无人。 《墨子》一书，非墨子自撰，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一部包括墨子言论及墨家各派学说的著作，由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记录、整理、汇编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现存53篇。其内容驳杂，体例不尽一致。书中《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10篇是墨子的“十诫”，即十种主张，比较集中、完整地保存了墨子的主要思想，它们是全书的核心，也是墨学的纲要。这十大主张是互相联系的。也都是有针对性的。《鲁问篇》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些主张，大抵都是从小生产者的利害出发，并非都是“蔽于用而不知文”（《苟子·解蔽》）。例如其所以“非乐”，就因为王公大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之故。这样的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在世界观上，墨子是有神论者，也有保守、落后的倾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先秦诸子。但在诸子之文中，《墨子》文章亦独具一格，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墨子》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尚实尚质，讲究实用，不重文采。这是与墨家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墨家唯恐“以文害用”，故其文反复论辩，喋喋不休；虽然质朴而充实，但“言之无文”，也就“行而不远”。《墨子》对后代散文影响不大，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墨子》散文的另一大特点是讲究逻辑，明辨是非。在《非命上》篇，提出了著名的“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的“三表”说（在《非命》中、下篇亦称“三法”）。主张论证问题应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本之于历史事实，二是原察百姓之见闻，三是观察政治实践的效验。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发展。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论证方法不仅前代所未有，而且同代也罕见，应该说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墨家讲究论辩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针对性极强。如《非攻上》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以至于“杀不辜人”等“不义”之事为例，层层深入地论证“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进而论断：“今至大为不义攻国”。有力地批驳了对此“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的谬误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突出了“非攻”的主旨。其观点十分明确，是非极为分明，是很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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