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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泉
[转贴]中国古代文学（十七）.
中国古代文学（十七）
第一章 先秦文学
第四节 史家之文 三、《国 语》●下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国语》的价值不容低估。它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不少篇章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凶狠残暴和穷奢极欲，揭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处境的悲惨和生活的痛苦，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鲜明的历史画面，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它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国语》文章“深闳杰异”（柳宗元《非国语序》），富于文采，被称为“足以文藻群流，黼黼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朱彝尊《经义考》卷209引王世贞语）。这些特点，无疑体现了史家之文的新发展。虽然在总体上，《国语》的文学成就不及《左传》，但其少数篇章则有所过之。故“自张苍、贾生、马迁以来，千数百年，播诵于艺林不衰。”（同上，引黄省语）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国语》重在记言，也长于记言。与同以记言为主的《尚书》相较，《国语》以能于记言中见人取胜。它不仅叙及300多个人物，远非《尚书》可比；而且在其所叙人物中，已有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形象。如《晋语》中的重耳、骊姬、子犯，《吴语》中的夫差，《越语》中的勾践，便颇富文学色彩。特别是晋文公重耳，是《国语》中着墨较多的一位重要人物。作者通过一连串若断若续的小故事，把人物置于矛盾斗争之中，揭示其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出色地刻画了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围绕重耳这一中心人物，作者还描写了其妻姜氏、其舅子犯的形象，虽着墨不多，但颇为传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晋语四》记重耳避骊姬之难出奔，至齐，齐桓公以女妻之，待遇优厚。这时的重耳，目光短浅，耽于安乐，声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其妻姜氏晓以大义，劝其速行，但重耳执迷不悟。姜氏乃与子犯谋议，“醉而载之以行”。重耳醒后，已知中计，怒不可遏，无从发泄，竟“以戈逐子犯”，并发狠道：“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内，其知餍乎！”子犯一边逃避，一边回答道：“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重耳怒气始消，“遂行”。甥舅二人的对话生动有趣，但在看似轻松的对答中含有严肃的内容。这一段记述比《左传·僖公23年》所记更为具体，更富情趣，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更觉鲜明。 《国语》包括243则长长短短的故事，各含繁简不等的情节，其中尚有一些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如《晋语五》记麑自杀前的一番慨叹，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记之凿凿，何从得知？再如《晋语一》详记骊姬夜半而泣谮申生，向晋献公“枕边告状”。如此“床第之私，房中之事”，又何从得知？其实，正是这些所谓“荒唐诬妄”的“不实”描写，闪耀着文学的光彩。《国语》于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于情节中糅合虚构与想象，再加上一些幽默风趣、引人入胜的小故事的穿插记述，体现了它在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这不仅是《尚书》与《春秋》所无，而且也是《左传》有所不及的。 《国语》旨在说教，其所记载，往往不忘从中引出某种教训，而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故其记言叙事，无论文章长短，大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一些篇章线索清晰，层次分明，首尾俱全，结构完整。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 《国语》的语言特点是平实自然，明白流畅，既与《尚书》语言的“佶屈聱牙，大不相同，也有别于《春秋》语言的凝练含蓄。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 然而《国语》毕竟分记八国史事，非出一人之手，故其文章风格并不一律。《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典雅，略与《左传》风格近似。《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但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则讲究修辞，文章较有气势。较为特别者为《吴语》、《越语》，文笔恣放，描写精彩动人。探究起来，《吴语》、《越语》之别具一格，也许还是南、北文风有所不同的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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