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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泉
[转贴]中国古代文学（十六）.
中国古代文学（十六）
第一章 先秦文学
第四节 史家之文
三、《国 语》●上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也是《春秋》之后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此书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实际上是由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排比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书。 《国语》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史事，而以记言为主，故名为《国语》。它始创国别史之体。全书共21卷，分国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包括的时代大体为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其目的虽然都在善善恶恶，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其所记者，大都是从中能够引出某种教训的言和事。较之《尚书》和《春秋》，《国语》在记言记事方面显然有了新的发展。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重民”、“尚礼”、“崇德”，是其主要表现。 《国语》论及民、神关系，基本上是民神并重而先民后神。如《周语上》记内史过论神：“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周语中》还借《太誓》之言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鲁语上》记曹刿问战，提出“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见解，都反映了《国语》在讲民神关系时，虽然往往二者并重，但显然已是以民为先。 《国语》论及君民关系，也是以民为主，充分显示了“重民”的思想倾向。《周语中》记单襄公论郤至，明确指出：“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名言。《楚语上》记伍举提出“安民以为乐”的观点，并指出：“民实瘠矣，君安得肥？”这些言论，反映了“重民”的思想特点，较之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 “尚礼”也是《国语》思想特点的一个突出表现。所谓“礼”，即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包括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与此相关的礼节仪式等。《晋语四》载甯庄子之言曰：“夫礼，国之纪也。”又载负羁之言曰：“礼宾矜穷，礼之宗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鲁语上》记曹刿谏庄公如齐观所说：“夫礼，所以正民也。”此外，《国语》中关于所谓“知礼”、“有礼”、“忘礼”、“无礼”之类的言和事所在多有，其用意都在说明“礼”的重要性。 《国语》还有引人注目的“崇德”倾向。所谓“崇德”，即推崇高尚的伦理道德，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而“德”的规范和核心，则如《周语上》所记内史兴之说：“成礼义，德之则也。”《楚语上》记申叔时论教导太子之道，强调道：“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晋语六》记范文子之言，明确提出“天道无亲，唯德是授”，认为国君能否“树德于民”，乃是决定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一大关键，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国语》中还有不少关于忠、信、仁、义、智、勇、孝、惠之类较为系统的道德观念的论述。这不仅显示在道德伦理观念上已较商、周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折射出春秋至战国时期已然“礼崩乐坏”、“君德浅薄”的鲜明时代特征。 《国语》重在教诲，故其所记，多与国之兴衰或事之成败密切相关，富于政治色彩。这意味着自春秋以来，史家已能比较自觉地借鉴历史的经验，通过有选择的史事的记述，借以表达或寄托某种思想观点了。 应该指出，《国语》中也杂有不少关于天命神鬼的记述。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反映了迷信、落后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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