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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泉
[转贴]中国古代文学（十五）.
中国古代文学（十五）
第一章 先秦文学
第四节 史家之文
二、《春 秋》 《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鲁国简史。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14年（前481）共242年的史实。它是继《尚书》之后的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其体式、内容、叙事、语言自具特色。它不仅是后世编年体史书之祖，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春秋》本是周代史书较为通用的名称。鲁国的史书即名《春秋》。今所见《春秋》即鲁之《春秋》，是鲁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官集体所撰。孔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加工修订，使之成为授徒的教本，从而开创了私家著述的先例。因此应该说，《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修订而成的史书。因其仍以《春秋》为名，于是《春秋》变为专名；又因属儒家所谓“六经”之一，故又称《春秋经》。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的先例。它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顺序，分年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史通·六家》），严格而系统地展现出史实发展的时间关系。它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其记事不仅清晰地显现了时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时代此一史实与彼一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体例的产生，是一个重大的创造。 不仅如此，《春秋》还在内容、叙事、语言等方面较《尚书》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春秋》融进了孔子的心血，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具体说来，就是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世反之正”。这就是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的《春秋》的“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是后儒所称道的“大义”之所在。 “大义”是通过所谓“微言”体现的，因而《春秋》记述史实对于遣词极为讲究。例如同是记杀人，便有区别。杀无罪者称“杀”，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则称为“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又如吴、楚之君自称为“王”，《春秋》不予理会，仍贬之曰“子”；僖公28年（前632），晋侯实召周襄王会于践土，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在如此精细微妙的记述中，蕴含“明王道”、“褒周室”、“辨是非”、“别嫌疑”之深意，就是所谓“微言大义”。 《春秋》叙事既简明扼要，又谨严有方。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称其“简而有法”，并说在“六经”之中，惟《春秋》如此。这一特点不仅是私家著述简练有序的体现，而且是史家之文在写作上已有了长足进步的明显标志。如《春秋·僖公18年》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释道：“易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易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叙事简要合理，文约事丰，后世学者对此备极推崇。刘知几赞其“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史通·叙事》），足见其遣词命意极富匠心。《春秋》叙事的简严精确，是与孔子的笔削分不开的。 《春秋》不过18000余字，却记载了242年的史实，其语言之凝练含蓄，历来为人称道。所谓“春秋笔法”，即“一字见义”、“一字褒贬”，集中体现了《春秋》的语言特点。 然而《春秋》也有不少局限。其记事过于简略，有的条文仅一个字，如“螟”（隐公5年、8年）、“饥”（宣公10年、15年，哀公14年）；最长的也不过46字（襄公14年）。多为提纲挈领式的文句，看不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好似有骨而无肉。特别是它刻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倾向，有悖于“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史传文学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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