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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拷问“中国人素质低”.
1、大清炮制“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并发明了预备立宪。
开议会，订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以后，全国“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20世纪初，清政府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被迫陆续兴办“新政”，宣布“仿行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立宪必须要有预备期，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 “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所以必须待各项改革举措次第实行后，所谓“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拥护立宪的人们，并不买这种空头支票的账。他们发动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以尽快实行立宪。1909年 1月，“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清廷“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清廷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是年10月，立宪派再次请愿。十七省督抚、将军也联名奏请清廷充分考虑民意。清廷被迫于11月发出上谕，宣布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但又强调这是“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的“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因此当一个月后，东三省的代表又一次来到京师递书请愿，要求明年召开国会时，清廷竟下令军警将东北请愿代表押解回境，同时谕令有关督抚，对学生滋事予以弹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仍在“预备立宪”的清王朝终于走向了灭亡。
2、袁世凯炮制“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
袁世凯为了复辟当皇帝，指使手下干将杨度于1914年写下了《君宪救国论》，公开发表于袁世凯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杨度在《君宪救国论》造谣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袁世凯还炮制中国国情论，鼓吹中国国情不同于西方，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行，西方之共和不适合中国。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等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在“筹安会”的成立宣言里说：“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袁世凯还大规模妖魔化共和制度，鼓吹“共和乱国”，“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3、国民党炮制“三一主义”
1938年1月，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二人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1938年2月,《扫荡报》发表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社论”。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4、21世纪还在贩卖“中国人素质低”这个基本国情
已退休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许博渊曾经写下《中国人低素质是国情》，“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应、不适合民主和法治”、“民主乱国”、“中国需要渐进式民主”更是充斥各种媒体。
袁世凯、杨度等用来毒害中国人的精神鸦片、反宪政共和的陈词滥调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某些势力全盘继承翻新了。只是中国实施共和制度快100年，这些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无论怎么翻新也不能再用来反宪政共和了，而是经过翻新包装、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地用来反民主、反普选。对于翻新一族全盘继承翻新袁世凯、杨度之流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翻新一族，祸国殃民。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发表了文章“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今天某些人还在别有用心地贩卖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民选、民主，真正脸皮比长城还要厚
5、后记：中国人为何“素质低”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国人的“素质低”，不过是制度落后在人性中的必然反映。如果要为中国人的“素质低”寻找出路，惟一的办法是向新的“民主体制”迈进；通过制度层面的点滴进步和坚持积累来提升国民素质。实践出真知，落后的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素质的国民。就像游泳，没有人是在陆地上学会游水的，你不大胆下水摸索，你就一辈子也别想会游泳，“这个人不会水，所以不能让他下水”，这与“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何其相似？
见多识广，见得少自然就愚昧了。在一个一言堂的国家，在一个网络封锁、网络闭关锁国的国家，在一个防民工程层出不穷的国家，如何能见多识广？钱钟书在《围城》中写道：“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当代还得加上一句：因为网络封锁、跨省追捕，上互联网的当。
是落后的制度造就了低素质的国民，而不是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要提高国民的素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民主制度。先提高国民素质再民主，或者学大清搞“预备立宪”的渐进式民主，一千年、一万年也是提高不了国民素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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