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外省来的青年，个子中等偏高，又黄又瘦，像秋田里一株玉米杆，眼睛却大而有神。他本来在家乡过得好好的。在那座小城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先作律师助理后当合伙人。每天十点以后起床，从不吃早饭，午饭跟法官或当事人一块吃。有时吃山鸡火锅，有时来四、五个炒菜，总是喝光一瓶当地产的五十二度烧酒，轻飘飘地回家睡觉，爬起来看得到太阳下山。晚上打牌，最后一餐到输钱最多的人发话再吃。工作在席间或牌桌上已处理妥当。这麽过了四、五年，他觉得一切都厌倦了，突然向同事辞行。大家并不意外：他才华出众，别人能作的事他都能作。在告别宴上跟同事喝光三、四瓶烧酒，相互抱着说了许多感人的话，连哭带吐。最后，他坐上同事的车去火车站。带了两口大箱子，经过二十个小时颠簸，来到这个大都市。

      在这里他才知道海之大，海之深。周围都是像他这样自命不凡从外地来寻求发展的人。他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居室房间。早上七点一刻动身，经过两头公共汽车中间地铁最后十分钟的步行，赶在九点差几分到达律师事务所。在格子间坐下喘口气，看看合伙人谁用他写篇起诉状、答辩状或者代理词。有时被叫去给合伙人擦车，逢节假日被派去打扫单位环境卫生。午饭晚饭在写字楼地下餐厅吃那种十块钱的份饭。晚上九点多到家。为省钱，用手洗两件衣服，上床把第二天要穿的长裤沿裤缝仔细叠好，压在枕下倒头睡觉。周末蒙头大睡。或者出门随便搭上一路公共汽车，坐到头再坐回来。不然就爬在过街天桥上，看桥下的风景。到该结婚的年龄，他跟一位在这个城市漂泊的姑娘结婚。两人积蓄凑在一起并向家里借钱交了首付，终于在都市拥有了一套二十年按揭的两居室。每月房贷正好是一人的工资，他俩尽量不谈论孩子的话题。

      他人地两生，很难找到客户，却不甘心。当了两年薪金制律师，改作提成制律师。没活待在家里。偶尔找到案子，或者合伙人有案子施舍，才去所里办公。他不愿人知道自己这种境况。早上挎着装满案卷的公文包跟妻子一起出门上班。中途下车，去公园或街头闲逛。公园和街头像他这样西服革履挎着公文包的人很少。他起初有点不自在，日子久了也就安之若素。可是案卷背着沉甸甸的很不舒服，而且一个没有业务的律师整天背着案卷走来走去，也显得太夸张了。他干脆只在公文包里塞个轻便记事本，并卷成卷，从外面看起来鼓囊囊的。

      饭桌上妻子常询问，今天有没有事作？他总说忙，刚比她早到家一会。妻子不知是否识破。偶尔她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聊一个听到的生意成功的案例。他明白她的好意，默默报以感谢的微笑。其实他何尝没动过脑筋。他炒过股，却像一驾赶进沼泽的马车被套牢了。他试着写小说投稿，投出去的稿件都石沉大海。他给一些投资方和融资方作中介，搭进许多时间，赚了不少饭局，但没有一家最终谈妥。他还向成功的同行请教揽客户的诀窍，别人的经验对他也不大奏效。总之能想的办法他都尝试过，却只是见到听到别人怎样交上好运。

      说真的，论能力，那些开奔驰住别墅的律师，他哪一个比不上！他幻想在万众瞩目的重大案子中出场，对手被驳得体无完肤。在法官宣布休庭的槌声中，他从容合上笔帽，理理领带，收拾案卷，装入公文箱，拉上拉链，然后缓缓起身。在数百名旁听者注目下，气宇轩昂走出法庭。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他一面走一面微笑说：“不，抱歉，没甚麽可讲的。要说的话我刚才都说了。律师应当在法庭上而非法庭外发表意见。”

      这样的梦始终没实现。但他坚信自己一辈子会交一次非常的好运。过去的日子里它没出现，就一定会在将来发生。 

      北方的冬天，公园和街头不宜久留。一个下午，他去单位消磨时光。在座位上一字不漏读完两份报纸，把一杯绿茶添了四、五道水，去过两、三趟洗手间，然后用肘支着脑袋，在桌子上打盹。秘书来，叫他去主任办公室。

      主任坐在巨大的写字台后，一个接一个地拨打或接听电话，并用手势示意他坐。四周堆满案卷，连沙发都占了半边。柜子顶上也是。那些案卷在他看，像一沓沓钞票。

   “吕睿！好久不见，过得怎麽样？有事吗？”主任终于得以喘息，隔着写字台伸过戴劳力士金表的手同他热情地握一下，并关切地问。

   “不是您叫我来吗？”

   “呦，瞧我这记性！这样，你最近有空吗？”

      他不好意思地答：“前一阵忙，刚闲下来。”

   “正好，这儿有个案子，人家托的，我恐怕没空。喏，你把材料拿去看一下。要能作，你作。”

      他感谢地对主任笑笑，接过案卷出门，回到座位上。

      案卷有半尺多厚，细看不复杂，是一起矿工患职业病的群体索赔案。他看出关键，就是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标准是甚麽。从起诉状看，矿工们把矿主和几家公司都作为被告。这里就有文章。如果矿主没有直接责任，那只能向公司索赔。而公司负的是有限责任。既然他在本案代表矿主方，就要找出赔偿责任与个人无关的证据，避免把矿主扯进去承担无限责任。从案卷看，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很少，需要补充取证。想好，他走进主任办公室，把观点一清二楚说出来。

   “好极了！就你作。先说好，代理费十万块，咱俩五五开。客户预付五万。另一半律师费人家看结果。”

      吕睿先有点失望：五万块扣50%再扣税，只剩两万块。另一半律师费没着落。案发地在大西南，至少跑三、四趟。这种案子像鸡肋。转念一想很久没进项，这笔钱够交半年房贷呢。而且话说回来，能自己轻松挣到的钱谁会给别人一文，换自己不也这样？于是对主任点头。

   “那就定了。客户要是给我另一半，还按上面规矩给你，一个子不少。有甚麽问题？”

      有个担心的问题，却难于启齿。他犹豫一下，还是开口：

   “那些患职业病的矿工开庭时去旁听吗？”

   “多数要去吧。”

   “下来会不会挨揍？”

   “哈，你真逗！法庭上，怎麽可能对律师人身构成伤害！”

   “旅馆里安不安全？”

   “放心！那边有人。我会动用一切关系，保你绝对安全！”

      他心想说得轻巧。律师代理离婚案件被挖掉眼睛的，当事人在法庭听完判决引爆炸药的，小地方甚麽事没发生过，嘴里却只好说：

   “好。甚麽时间动身？”

   “兵贵神速！人家日夜盼你这救星。今晚就走，机票马上给你买。”

   “那边找谁？”

   “黄天明，总经理。咱们另一半律师费要看你表现。他可是人精，不好糊弄！”

      这麽着，吕睿坐上飞往大西南的航班。飞机在晚上八点起飞。大都市的灯火在机翼下方展开，无边无涯。他在靠舷窗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问空姐要了杯橙汁，舒舒服服翻阅航空杂志，俨然一位忙里偷闲的成功人士。四周的乘客也都衣冠楚楚，从容自信。他暗自揣测，他们中有的平时会不会像自己一样窘迫？天晓得！不管怎样，此刻他感觉美妙！像个久闲在家又被征招服役的将军，正向战场开拔。虽然没有军队和随从可供调遣，却同样需要斟酌形势，拟定计划。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除了运气，还要看当事人的配合。

      晚上十点飞机降落。他冒雨到达下榻酒店时，当事人已在大堂恭候多时，正是黄天明。

                                                                                                                                                                         
                                                     五、

      六年后一个夏日，吕睿独自来到这座城市。他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律师，有些客户，业务不温不火。熟人羡慕他，说这种状态正好。可他像得了甚麽病，好端端闲坐着突然浑身不适，说不清哪儿不舒服。他喜欢独自出差。在陌生的城市，那种病会不治自愈。这次他来这里办一件案子，当事人为他安排下榻的竟是六年前那家酒店。触景生情，他想起那次苦难历程。那个案子最终他还是输了。法庭认为他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使法庭得以行使裁量权。法庭选择了最大限度维护工人利益，判决黄天明跟另几家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是黄天明打电话告诉他的。他当时无言以对，黄天明反倒安慰他。说没关系，交了他这个朋友，心甘情愿付他律师费。

      他现在早已跟黄天明失去联系，不知其下落，可这家酒店依旧。他站在窗前，这是一间能看到风景的房间。从二十层楼的落地窗望出去，太阳开始下落。市外那片熟悉的群山层层叠叠，在天边呈现蔚蓝色，越远处越陡峭。他知道沿着公路进入那片山脉，汽车会像游乐园里的过山车，怒吼着爬坡，然后飞驰和盘旋而下。他生动地想像自己现在就坐在汽车上。车沿着一面是悬崖的山路一个急转弯，另座山就像一面高墙突然出现。在车冲它撞过去将要撞上的一瞬，路又一个急转弯，于是那座山从眼前闪过并被抛在身后。接着，车子转进一个向阳山坳，迎着刺眼的落日，像箭一样射向下座山背面的巨大阴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