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爱德迦·史诺
(北流泉据“文革”小册子《毛主席的回忆》前三章录制)
(四)
我不大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以后,得出结论,如果我自己看书、自己研究也许对我更为有益。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糕饼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这时,我冒充了湘乡县人,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他们毫无事做,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常常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想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程,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兴致勃勃地研究它的好处: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等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论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论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捉刀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的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观念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以为这是极端愚蠢的事。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出教室。记得有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说是代表李白“半壁见海日”的画意。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们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经是我崇拜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习了旧的古文辞藻。所以敬谢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很坚定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地把一种公正的、道德的、高尚的而有益于社会的志愿,灌输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看到《民报》上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徒步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到达了西康(注,旧省名。包括现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解放后于1955年撤销该省。)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于是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走遍这5个县,没有花一文钱。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这个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替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为了感觉到要向外发展,非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这个广告得到三个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就是后来的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关于女人的“媚”的讨论,在那时青年生活中,通常是占有重要的一页的,可是我的同伴不仅讨论这个,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情——人性、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假如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淋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受赐非浅。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 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高等推事,后来被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章(肖三),作家,现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被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
大约在同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该社社员,其实他并不是。——史诺注)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领导人恽代英——该社社长,在反革命中被杀害;林彪——该社社员,现为红军大学校长;现在负责中央军工作的张灏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互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女士——现在的周恩来夫人;马钧,1927年在北平被枪杀;孙肇俊,现任国民党官吏。——史诺注)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都有一些模糊的感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于1912年考入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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