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爱德迦·史诺
(北流泉据“文革”小册子《毛主席的回忆》前三章抄录)
(三)
第二章 长沙岁月
我开始想要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有120里。听说这个城是很大的,里边有许多的人、许多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设立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去,老师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非常地兴奋,又怕也许不准我进城,根本不敢指望自己真会成为这所大的学校的学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居然毫无困难地进去了。但在政治急变的形势下,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次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是很杂乱的。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仰,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主张应该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同时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咨政院。在我的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趋激烈了,他们用反对“猪尾巴”(发辫)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一跃成为主张取消一切辫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变人的观点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动了对“猪尾巴”故事的大辩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以经书作为他辩论的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们体无完肤。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变得很剧烈。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以对清廷的强烈谴责来表示对演讲人的拥护,并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主国家。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当那个鼓吹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向激动的学生演说时,会场里差不多连呼吸的声音都停止了。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定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和几位朋友从同班同学那里筹集了一些钱,一起到汉口去。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非穿雨鞋不能行走,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皮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紧张。士兵们已经发给了子弹,正在涌上街头。
起义军已经沿着粤汉路前进,战争爆发了。在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同时城里也发生暴动,各个城门都被工人攻占了。我得到其中一个工人的帮助,得以进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个高地上去观战,直到看见“汉旗”在衙门上飘扬——所谓汉旗也者,是一块白布中间有一个“汉字”的旗子。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个有名的成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前省咨议局的房子里,议长原是谭延闿,后来他被免职,省咨议局本身被撤销。在革命党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示召开国会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写成的,他现在已经60岁了,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呈文是这样开头的:“请求召开国会,余敬向诸君(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断指以别。”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于是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没过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来反对他们,谭氏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人物。
这时候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真实地帮助革命。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久的斗争时期。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因为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学生出身,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对于读报一事,简直有些疯狂。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但其实只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级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我那个班里,我最喜欢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其余的都是鄙俗不堪,甚至有一个是流氓。我曾经劝说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读过不少书,他们对于我的“大学问”表示敬佩,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只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为媒介,招徕新生。我对于学校的好坏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对于进什么什么学校也毫无主见。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个“肥皂制造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很引人注目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报名费。
在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校的娓娓动人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3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变成京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官和京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由一个商业学校广告来阻拦我了。这次是另一位朋友向我建议,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建议打动了我,我也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1元的报名费。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看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好处。它是政府主办的,课程很丰富,听说教员也都很能干。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素来是赞美经商的。我进了这个学校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我与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许多别的同学不同,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很喜欢接近他。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正在这个时候,长沙的官办火药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可是我们学生却感到非常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不断爆炸,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那时袁已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闿,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