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爱德迦·史诺
(北流泉据“文革”小册子《毛主席的回忆》前三章录制)
(二)
我继续阅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些小说里,没有关于种田的农民们的事迹。所叙述的人物,不外是些战士、官吏或者文人;永远看不见一个农民。对于这件事,整整有两年,我得不到解答。后来,我把小说的内容加以分析。我发现了: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著名的武人、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是土地的所有人,很明显的是有着农民们在替他们耕作的。
我的父亲毛仁生,早年和中年还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把佛教的教训给予她的孩子们,而我们也曾对于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当我还只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郑重其事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那时和那时以后,我们用了许多方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受了他攻击的威胁,只好让步,另想办法。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们有所往来。
可是我所阅读的书籍开始慢慢地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我自己也慢慢地对神的信仰开始怀疑了。于是我母亲为我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不虔诚,可是我父亲毫无表示。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路上遇见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瞧瞧他,忽然慌张地逃跑了。可是我父亲更觉得惊恐了。事后,他对于这次神秘的脱险,总是不能忘怀。从此,他开始虔信佛教了,并且常常烧香点烛。但是对与日俱增的无神论,仍然置之不问。只是他处境不顺当的时候,自己向神祈祷。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对于田地里的劳动渐渐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我们常常为此而争吵,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了业的律师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些经史书籍,也读了许多时务文章和其他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一件大事件的始末。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成万的流为饿莩。饥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常常吃得很饱的。”当人们听到了抚台这样的回答,他们怒吼了,随即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并且发动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的标志的旗杆,逐走了抚台。事后,户部派了一个姓张的大员,骑了马出来,晓喻人民,说政府正在想办法帮助他们。姓张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并且责备他同“乱党”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事变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枭首,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将来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同学对“造反者”都表示同情,但他们都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切身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感觉兴趣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是一件惊人的事变。我却觉得“谋反者”们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民,所以我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韶山的哥老会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法院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势力,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姓宠的铁匠。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宠铁匠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可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确实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反叛。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裕的农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可是他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于是他怒不可遏。我并不同情他,可是我对于乡民的方法也不满意。
这时,在我们本地的小学堂里出现了一个“维新派”教员,对我思想上产生了另一种影响。说他是“维新派”,因为他反对佛教,而且要驱除鬼神,他劝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一时期中,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就是这么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日本如何占领高丽、台湾和中国在安南、缅甸等地方主权的丧失。
在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对于国家的前途,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或者会是很有兴味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不顾父亲的反对,决意要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湘乡县我母亲娘家所在的地方,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维新”的。
我随表兄一同到那所学校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误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是不限籍贯的,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了1400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许多朋友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50里之远。那时我16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开始学习自然科学和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可是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穿戴比别人寒酸,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学生们不穿大褂,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有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不受人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校里你是否湘乡人是很关重要的,而属于湘乡的某乡则更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乡,而上、下两乡,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一斗争的局面里严守中立,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方面的人都瞧我不起,我觉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这个学校里,我进步很快。教员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却无心于经书。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一种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反革命者,成为土豪劣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营垒。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喜欢听他讲述关于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一首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几句美丽的句子:“小雀唱,夜莺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红,杨柳绿,展现一幅新图画。”(这首歌显然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春天庆贺胜利宴会中唱的。——史诺注)
在那个时候,我只感觉到日本的美,在这首歌里,感觉到一点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想到竟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像今天我们知道的一样。
这便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实际上,我还以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我那时埋头读古史,对于尧、舜、秦皇、汉武等的政绩十分向往,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名词,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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