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爱德迦·史诺
(北流泉据“文革”小册子《毛主席的回忆》前三章抄录)
(一)
代序
这儿是一个声明。
毛泽东自传,用的是第一人称, 跟这儿发表的完全一样。可是毛氏原先是耍求我改用第三人称发表的。如果这样一改,就会失掉了许多正确性和趣味性的价值。
美国一家杂志,愿意分期揭载这部自传,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自传的形式,而不是要用传记的形式发表。其时,我无法晤见毛氏,也就没法得到他的许可。然而这稿子如果为了毛氏 个人这一点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觉得牺牲性太大,所以就由我个人负责,保持了原来自传的形式。后来此稿在《亚细亚》杂器上分期连载,曾引起了各方面广大的注意与讨论。
末了,译者尚须向读者略告一二:
本传系由毛氏在陕北窑洞内口述,史诺依据他所说的用英文记录下来。以后,又把这笔记托吴黎平先生重述为中文,请毛氏加以修正。因此,史诺很自信这部稿子“并无失真之处”。国内外许多人想知道毛氏个人历史,而不可得,史诺此书,实在可补文学界、出版界的这一缺点。毛氏对史诺说过:“只把关于我的生活的一个大略告诉你,你以为怎样?”史诺回答道:“我正需要你这样!”于是乎,本书在双方同意之中诞生。
爱德迦·史诺
1946年1月 协商会议揭幕后于陪都。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我于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父亲的名字是毛仁生,母亲未出嫁时,名字是文七妹。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回到了就是我生下来的乡村,做小买卖和别的事业,克勤克俭,稍稍积蓄了一笔小小的款子,他便买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那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从这几亩田上,我们年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共食用35担--以每人7担计,这样一年有25担的积余。用这一点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一笔小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田,这样一来,我家就成了“富翁”了,那时,我家每年有84担谷的收入。
当我只有10岁,家中只有15亩地的时候。家中有5个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一个弟弟和我。我们增了7亩地的时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个小弟弟。可是我们依旧每年有49担谷的积余。这样,我的父亲慢慢地发地得发起来。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米的买卖。用这种方法,他又赚了一些钱。当他成了富农之后,他仍继续这桩买卖,而且作为主要事业,用去了大部分时间。至于田地管理,则雇了一个长工。此外,再叫孩子妻子都到地里劳动。当我6岁时,我就开始做田地上的
工作。我父亲并不开商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谷米收买下来,转售给城里的商人,如此,他赚到了钱。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时候,他便添雇一个短工,所以在这个时候,吃饭的人便增加到7口。他们吃得很省,但终是吃得很饱。
当我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校里读书。在那 里,我一直读到十三岁。早上和晚间,我在田间工作。白天我读孔子“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个顽固派。粗暴而严厉,常常痛打学生。为了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我不敢回家,因为怕挨打。我莫明其妙地走向县城去。以为 县城是在某一个山谷里。瞎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里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兜了几个圈子。走了这许多时候,还没有离开我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以后,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形有点改善了。我父亲的暴厉态度,比以前稍微好一点。而教师也温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动得到如此的结果,使我深受了影响,这是一个胜利的“罢工”啊!
等我学会了几个字之后,我父亲叫我记家里的账,并且叫我学习打算盘。因为我父亲固执着要我学这些事,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些东西了。他是一个很严厉的教师,对于我的懒惰常常表示厌恨。假如没有账记的时候,他仍叫我到田间去工作。他为了性情暴戾,所以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们。关于钱这样的东西,他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不好的东西。每月十五日,他对于他的工人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和饭吃,可是永远没有肉。对于我们则既无肉又无蛋。
我的母亲是个和善的女人,宽厚而富有威惰。永远愿意把家里的所有分给别人。在饥荒的时候,她可怜那些穷人们,常送米给他们。但当我父亲在面前时,她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不赞成慈善的。关于这一件事,我家里常常发生口角。
我们家里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我、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有时甚而工人们组成的,是在野的反对党。可是在反对派的“联合战线”上,意见不能一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反对任何情感表现,她不赞成对统治力量的公开反叛,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办法。”
但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办法,便是引用经书或是父亲自己的话,作为我自己有力的辩护。我父亲贯用不孝和懒惰两种罪名来责备我们,我却引用经书上的话来说服他,说父慈子才孝。说我懒惰,则我用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的话来反驳。我说他年纪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应该多做工作。而且我宣言:等我到他那样年纪的时候,我的力气要比他大得多。
这个老年人——我的父亲,继续“积聚财产”,后来大家竟称他为这个小乡村里的小财主。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对于他的不满继续增高。在我们家庭里,辩证法的斗争是始终不断地发展着。(注,毛氏追述到这些事,老是爱用这些幽默的政治术语来做说明,一边大笑着。——史诺)。我特别记起一件事:当我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正当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两人发生了争论。我父亲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责骂了他,而且要脱离家庭。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用自杀要挟说若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僵局之下,为了停止内战起见,双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赔罪,作为求饶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则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于是战争便在这样的条件下结束了。从此,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反叛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宽和些了;反之,当我驯善服从的时候,他只是骂我打得我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认为父亲用严厉态度作为教子的政策失败了。我学会了去仇恨他,我们反对派真正建立了个联合战线去对付他。因为这样总是对我有利。如此之后,我的工作也勤快些,我很仔细地记账,他也没有批评责备我的口实了。
我的父亲只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记账一事是足以胜任的。我母亲是不识字的,他们两个人都是从农家出身的,所以我成了家庭里的“学者”。我读会了经书,可是不喜欢经书。
我最喜欢读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而对于那些反叛的故事,则尤其喜欢。我读过《精忠传》、《水浒》、《隋唐》、《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时候,我还年幼,是在我的教师谨慎提防之下偷读的。我的教师憎恨这些禁书,认为都是坏书。我常常把这些书带到学校里去读,当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掩住。我的许多同学也都这样做。有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能背诵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讨论。像这种故事,我们所知道的比乡村里的老人还要多。他们也爱听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们互相交换讲述。我相信这些书对于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都是在记忆力强盛的年纪里读的。
最后,我离开了小学,其时我是13岁,我开始整天在田间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间就替我父亲记账。可是我还能够继续读书,除了经书之外,我一有机会就能吞嚥一切我所能够找到的东西。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希望我能够熟读经史,尤其是他在一次讼案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适当的经典,结果他败诉。我常常在半夜里把我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用这种办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书的作者,是老式的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软弱不振,是因为缺乏西洋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而我父亲却认为读这些书籍是徒然费事旷业。他要我学些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使他在诉讼中得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