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瞿秋白
(北流泉下载自光明网,据"文革"同名油印小册子校对)
(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设法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吧,你可以犯错误,但也会纠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责,甚至气势凶凶的,大家认为还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准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吧,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吧!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会很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趣总会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到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现实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至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吧。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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