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瞿秋白
(北流泉下载自光明网,据"文革"同名油印小册子校对)
(二)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吧。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赓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到——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出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如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还是趁早结束了吧。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念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么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 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的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力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